极致的产品经理，跌宕励志的传奇人生，褚橙创始人身后留下了哪些真抓实干的励志故事！

极致的产品经理，跌宕励志的传奇人生，褚橙创始人身后留下了哪些真抓实干的励志故事！

3月5日13时20分，曾经的“中国烟草大王”、云南冰糖橙品牌“褚橙”创始人褚时健在玉溪市人民医院去世，享年91岁。

曾经出任过云南红塔集团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的褚时健，是中国知名的“烟草大王”。玉溪，是褚时健的家乡，两次创业开始的地方，也是他跌宕人生最后的落脚点。从玉溪卷烟厂到阶下囚，又在哀牢山东山再起，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也充满争议。

少年时，他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却因反右不力被打成右派。

60多岁时，他坐拥年创利税近200亿元的红塔帝国。

70多岁时，被判刑入狱。

84岁，他成为拥有35万株冰糖橙的亿万富翁。

知名学者黄铁鹰曾好奇褚时健的橙子为什么卖得那么火？到底是名人效应还是真的好吃？他组织了三次盲测，结论是褚橙确实好吃。王石认为褚时健身上有一种“匠人”精神：为了种出上好的冰糖橙，他改良了土壤结构、创造出了混合农家肥，甚至一棵树上留多少花、树与树之间的距离、日照充分与不充分、枝条的修剪都有严格的规定。

当复盘褚时健一生做酒、做糖、做烟与做褚橙的商业历程，我们发现褚时健身上最大的特质其实就是对产品品质的极致追求与狂热投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产品极客”，这种“产品极客”精神才是褚时健成为一代烟王与一代橙王的最底层力量。

1、少年烤酒

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卓绝的时期，14岁的褚时健，家中也接连遭遇变故。他的爷爷、叔叔相继去世，父亲在一次做生意的途中，遭遇日军飞机轰炸，内脏被严重震伤，只能卧病在床。父亲的生意血本无归，家中也只剩几亩薄田，作为家中的长子，14岁的褚时健和母亲一起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褚时健的家中曾有一个小酒坊，但亲人相继离世后，就废弃了。为了改变生活窘境，褚时健的母亲褚王氏想着把酒坊重新开起来。他对儿子说，如果烤出的酒好，就能卖出好价钱，家里就多了一条生路。

褚时健和母亲都不会烤酒，以前他们烤酒都是每年请师傅过来帮忙，但请师傅需要钱。生活艰难，褚时健不愿意花这个钱，他主动请缨，要求自己干。褚王氏不敢答应儿子的要求，烤酒事关重大，一不小心，几百斤玉米可能就毁了，这个风险，对饭都吃不饱的家人来说，实在太大。但架不住褚时健的再三要求，再考虑到他从小做事靠谱，褚王氏最终还是答应了。

褚时健虽然没烤过酒，但并非完全没有把握，小时候师傅来他们家烤酒，他就在一旁看，其中的方法虽不甚明白，但也都熟记在胸。

烤酒的过程并不复杂，但却需要很强的耐心和对时间精准的把握，其中最耗费心力的就是对粮食的蒸煮。这个过程需要十八九个小时，每隔两小时要添一次柴，把粮食搅拌一下，控一下，然后再搅拌一次，接着再蒸煮，目的在于蒸煮的均匀。蒸煮时火不能大，大了容易干锅，干了酿不出酒；也不能小，小了粮食蒸不透。

蒸煮粮食大多在晚上进行，因为白天要干活，所以干一会睡一会，但又不能睡过了，也不能不睡，否则白天没精神，很多成年人都熬不住。褚时健就亲眼目睹过别人家糊锅，一锅粮食全糟蹋了。那个时候也没闹钟，但褚时健却像上了闹钟一样，每隔俩小时准时起来添柴、加火、搅拌……

蒸煮好的粮食，搅拌上酵母，在适宜的温度下进行发酵，十几个小时候后，淀粉就会糖化。这个阶段，温度是最关键的，褚时健记得师傅的办法是把门关紧，把手伸进粮食里，不冷也不热，就是37.5度。按照这样的办法，褚时健果然烤出了酒。

但几次经历之后，褚时健发现靠近灶火的玉米出酒率要比门边的要好，他就想这会不会是温度的原因，他去请教别的酿酒师傅，但这些人的手艺都是代代相传，谁也没考虑过这个因素。褚时健决定自己尝试做些改变，开始发酵后，他把炉膛里还有温度的碳灰用盆装起来，放在靠近门边的发酵箱边，提高温度。结果，出酒率比以前提高了15%-20%，而且酒质也显得更加醇厚。

当时一斤玉米，能出半斤酒就是好手艺，但是褚时健总能烤出六、七两的好酒。褚时健和母亲把酒拉到集市上，卖酒的不只他一家，但他的酒总能卖出好价钱。

少年的经历，让褚时健很早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好的产品才能卖出好的价格，要做出好的产品，就要从点点滴滴上做好技术。这成为他后来一生的坚持。

2、糖王

1958年，作为玉溪地区政法口“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褚时健，因为“同情‘右派’”，自己也被打成了“右派”。此后几年，他辗转于云南大山里的几处农场，参加劳动改造。

在极其艰苦的岁月里，面对人生的落差，褚时健没有消极悲观，他开荒、种菜、养猪、江中捞木柴，历经坎坷，几次险些丧命，终于在1961年，凭着自己的努力，“摘掉”了右派的帽子。

1963年，35岁的褚时健被任命为新平县曼蚌糖厂的副厂长。曼蚌糖厂当时有100名职工，效益奇差，县财政每年需要补贴20多万元，还经常发不出工资，员工也都饿得面黄肌瘦。褚时健上任后，开始找原因，他觉得别的糖厂能搞好，曼蚌没有理由搞不好。

曼蚌糖厂虽是工厂，但制糖工艺和农村没太大区别，都是在大锅里面倒上甘蔗汁，下面点上火，然后搅动，水蒸发完了，糖也就熬出来了。褚时健仔细观察生产流程中的每一步，很快他发现，曼蚌厂亏损的一大问题是燃料成本太高。当时厂里平均熬一斤糖，需要大半斤煤，半斤煤就相当于几两糖的价格。褚时健决定换燃料，他看上了甘蔗渣，虽然人们都知道甘蔗渣能烧，但前提必须是干的，但新平的气候潮湿，要想干起来，并不容易。这难不倒褚时健，他烤过酒，知道甜的东西发酵后可以产生酒精。他和员工把甘蔗渣给堆积起来发酵，一周后，果然可以点着了。

用甘蔗渣发酵做燃料，直接让企业燃料成本降低了85%。解决了燃料问题，他又盯上了甘蔗的出糖率问题，他看到压榨过后的甘蔗渣摸起来湿乎乎的，尝起来甜甜的，这说明压榨的不够彻底。他把机器上的压榨滚筒从3个增加到9个，甘蔗汁增加了，但褚时健依然不满意，因为甘蔗渣还是甜的。

褚时健到广州的糖厂学习，发现对方压榨的时候还添加40度的温水，他恍然大悟，立马回来修改了工作流程。就这几个小小的改进，同样品质的甘蔗出糖率就增加了1/3。当年，曼蚌糖厂不仅还清了债务，还有了8万的利润。

1965年时任戛洒糖厂厂长的褚时健和家人

曼蚌厂的成功，不仅振奋了全场职工，也让新平县委高兴不已。他们决定把曼蚌厂迁到条件更好的戛洒镇，与当地一家造纸厂合并，成立了戛洒糖厂。

新厂成立后，褚时健每天想的还是如何增加产量提高品质。有一次，他在开远县一家新建的白糖厂看到对方使用的真空低温蒸发设备，水在68度就开始蒸发，糖也不会熬过。他立马借了对方两台淘汰的设备，把白糖工艺运用到红糖生产上。结果大获成功，熬出的糖，好看又好吃，而且燃料还降低了1/3。

有了好产品，销量更是水涨船高，戛洒糖厂利润连年翻番。

“文革”期间，全国经济凋敝，但褚时健在戛洒糖厂却干得风生水起，厂里年年盈利，职工大碗里堆满了肉，福利全县第一，成了玉溪人人向往去的企业。虽然当时戛洒糖厂也有两帮“造反派”，但不论哪派上台，都不为难褚时健。

褚时健在戛洒糖厂一干就是16年，把一个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小糖厂，干成了玉溪地区效益最好的企业。1979年10月，褚时健调任玉溪卷烟厂任厂长，员工们都自发来送他，一个职工难过地说，褚厂长是我们的福气，褚厂长走了，我们的福气也走了。

褚时健回忆这段岁月说：“不是我有什么神奇的地方、而是我善于学习、从小就这样。我一直有一种意识，那就是，人活着就要干事情，干事情就要干好。”

3、亚洲烟王

玉溪卷烟厂是当时玉溪最大的国企，员工2000多人，年产30多万箱香烟，但产品质量却令人不敢恭维。褚时健到厂不久后，云南有关方面组织了一次“品吸会”，褚时健带去的红梅烟被一致差评。评委们觉得红梅烟，又苦又辣，抽一口就想扔了。最令褚时健难堪的是，有一包烟里只装了18支烟，而有一条里还少了一包烟。连当地老百姓都笑话玉溪卷烟厂的烟是“砖瓦厂出的饼干、钢铁厂生产的香烟”。厂里积压的产品堆成了山，仓库放不下，只能发动职工找地方。

厂里效益差，职工收入、福利自然也很差，员工年均收入不到300块，很多员工一大家人挤在一间十多平米的土胚房里。

褚时健决心改变这样的局面。随后几年，在上级领导的全力支持下，褚时健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通过改变经营理念、改革内部管理、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等手段，迅速提升了产品质量。红塔山、红梅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玉溪卷烟厂也因此起死回生、扭亏为盈，职工的收入也大幅度增长。

1983年和1984年，玉溪卷烟厂的产量分别达到了46.5万箱和53.71万箱，利税则达到2.3亿和2.99亿，分别增长了25.85%和30.46%，创行业记录。

当时，褚时健引进的一台英国生产设备，其生产效率和对质量的把控，令他深受触动。通过与国外知名烟草公司的产品对比后，褚时健发现，玉溪卷烟厂的设备和烟叶是与对方最大的差距。设备可以花钱买，但烟叶质量如何来提升？

幸运的是，褚时健后来遇到了一位世界级的烟草专家。对方告诉他，云南地区由于昼夜温差大，非常有利于种植高品质的烟叶，但仅凭环境还不够，土地营养、肥料结构、成熟度、种植密度、阳光照射都会影响烟叶质量。

专家举例说，烟叶的生长需要的主要元素氮、磷、钾的最佳比例是1：1.5：2，但是云南农民主要用的是氮肥，虽然产量高，但质量却不佳；优质烟叶的糖和碱需要相对均衡，糖比碱多，尼古丁含量就受影响，因此无论再怎么从工艺上改善，烟抽起来都不香，也没劲，而造成云南的烟叶糖碱失调的主要原因就是采摘过早。这些理论，褚时健在国内闻所未闻，他决定到美国看一看。

在美国考察期间，他看到美国的烟农，每人都拿着一本烟草公司的小册子，从如何选种、栽培、施肥、浇水、采摘都有详细的规定。美国之行令褚时健非常兴奋，他觉得美国烟叶虽好，但他们的办法中国人也可以学得到。

1985年，褚时健和六个乡的农户签订合同，在1768亩土地上，按照新的办法试种烟叶。量地、征地、行间距、施肥总量、施肥结构，技术人员手把手地带领农户一起干。

试验大获成功。平均亩产提高了1/3；中上等烟叶比例高达80%，接近美国烟农水平；每亩产值超过云南平均水平一倍还多。

褚时健将这样的办法迅速推广，享受到实惠的烟农也主动学习新的种植技术，1987年，整个玉溪地区的上等烟叶产量从1986年的14.2%暴涨到36.1%。

在近日接受腾讯新闻出品的《财约你》专访时，褚时健回忆说：“原来我们的原料不行，我们的产品也不行，后来从产品栽种出发，把产品质量提高了，中国烟草可以说才能够和外国烟草，在烟叶上平等竞争。在平等竞争条件下面，西方人的名牌，他们输给中国人了。过去在沿海一代经济先发展，穿衣裳，穿透明的的确良，要装一包外国烟，经过2、3年以后，反过来装红塔山，他们觉得装红塔山才光彩。”

有了优质的烟叶，配合引进的全球先进设备，玉溪卷烟厂很快将国内对手甩在身后，1987年玉溪卷烟厂利税增长到7.6亿元。1988年更是在利润、人均创造利税、全员产值劳动生产率等8项指标上名列全国第一。发展到90年代中期，玉溪卷烟厂年创造的利税达到了200亿元以上，占到整个云南省财政收入的60%。玉溪卷烟厂成为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烟草公司，褚时健因此被称为“亚洲烟王”。

4、74岁的励志“褚橙”

2002年，因患严重糖尿病保外就医的褚时健，和妻子马静芬在玉溪市新平县哀牢山承包了两个山头种橙子开始第二次创业。褚橙庄园办公室主任林安曾向记者表示，“那时褚时健身无分文，是新加坡华人华侨资助了他。”第二次创业的褚时健已74岁。

褚时健回忆，橙子刚种了两年，王石前往看望时，土还是红红的，“他说，你们两位七八十岁了还来找这个苦差事干。”

据《齐鲁晚报》报道，褚时健的满头白发与创业的豪情，在那一刻触动了王石，“你想象一下，一个75岁的老人，戴一个大墨镜，穿着破圆领衫，兴致勃勃地跟我谈论橙子挂果是什么情景。虽然他境况不佳，但他作为企业家的胸怀呼之欲出。我当时就想，如果我遇到他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会想什么？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勇敢。”

比褚时健小5岁的马静芬曾向《21世纪经济报道》回忆，彼时他们搭了个棚子住，根本没有房子，工人住棚子，她老两口也住棚子，“简单到什么程度，就是抬起头来可以看到天，当时没想到能做到什么程度，只是想怎么活下去的问题。”

起初，他们种植的橙子并不太好，要么不结果子，要么往下掉果子，要么口味不酸不甜。褚时健回忆，刚开始时种植了34万棵果树，因为太密的缘故果子不好，后来一边砍树，一边增产，又和技术人员改变肥料配比方法。

在对果园的管理上，褚时健采用的办法被称为是“用工业的办法管农业”。果园的每个新来的农户都要经过严格的训练，公司不光有计划，有要求，还有监督，月底还会统一检查。公司每年给农户发一本定制的月历，上面详细地列满了每个月需要干的事情和标准。比如剪春梢，要剪到太阳正着和斜着都能透下来；再比如施肥的时间、数量、方式……

褚时健曾说：“别看我们是生产农产品，我们对生产环节的管理，恐怕很多工厂都做不到。”

也正是源于这样的管理，才成就了褚橙的高品质，成就了如今褚橙在市场上供不应求的局面。

在《褚时健传》收录的《种橙十年》中褚时健自述，“我从小数学并不好，但我心里总在盘账，对数字敏感得很，其实种橙我也是从头开始学起，样样都要自己翻书看”。

2009 年，“褚橙”开始在销售渠道上寻求创新，盘活生产和销售供应链。到了2011 年，和电商本来生活合作，褚时健的“褚橙”进入北京市场，开始在大江南北销售，他的果园年产橙子8000吨，利润超过3000万元，成为“中国橙王”。2012 年“褚橙”大规模进入北京市场，并通过电商渠道在各地销售，由此“褚橙”品牌推向了全国，人们都管褚橙叫“励志橙”。

结语

的观点很朴素，在万科TV《对话匠人褚时健》中褚时健曾说：“（做企业）首先就是质量，不管搞哪样产品，不管是农业的、工业的，我都认为产品要过硬！产品过不过硬，光凭质检合格那还不行，要让大家亲自品尝，大家觉得口感好才算真的好。”褚时健一生做了四款产品：烤酒、红糖、烟草与橙子，每一款他都做到了极致。

提起褚时健，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其在古稀之年触底反弹的励志故事，在《财约你》栏目专访中，在回答记者关于“触底反弹的人生力量”来源于哪里时，褚时健说，“人生应该为社会、为国家在任何时候都有些贡献，条件不同，条件好了贡献多点，条件差点贡献少点”。

但在外界过多关注褚时健在70多岁的高龄还能逆境反弹的传奇时，却忽视了其作为一个成就卓著的企业家在商业层面的深层次的启示。除了励志的传奇故事，褚时健一生对产品品质的极致追求与狂热投入的“极客”精神才是其成为一代烟王与一代橙王的最底层力量，也是值得我们每一位奋斗者去感悟和学习的。